清代中美文化关系研究的百年综述，既属于清史研究，也在史学史范畴内；既是历史研究（含清代前期、近现代和当代三段历史），也是观念研究（包含对民国以来中美两国彼此认识，以及国人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伴随这段学术史的，是各时代的中国人的美国观和中西文化观。
“当朝记述”（1784—1911）。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中国皇后号”驶抵广州，一个新生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与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积淀的封建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从此揭开序幕。从该年至1911年这127年的中美关系史，自从两国有所往来即已有各种资料记述。1911年之前，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著述基本停留在记述、游记或者资料汇编层面。
从内容看，甲午战争之前，以认识和了解美国为主。最早介绍美国的是谢清高1820年口述、1842年印行的《海录》。该书将美国称之“芊里干”国，视之为“海中孤岛”，以猎奇的目光记录所见奇闻。此间，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以观察和学习为主。19世纪中叶以后对美国的介绍和报道逐渐增多，戊戌维新时期达到顶峰。1898年甲午战败于东邻日本，我们不得不面对中西“学战”，导致欧美西学的吸引力达到空前的高度。
中美因排华法案引发的负面关注一度成为倾慕美国热潮中的插曲。尤其是1882年颁布《排华法案》以来，美国出现血腥的反华暴行，导致在美华工安危受到极大威胁。1905—1906年在中国爆发了抵制浪潮。一时间中国大小报纸刊登了大量侨务抵制美货和相关中美交涉的报道。而随着1899年、1900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国际局势更加复杂，自1905年后，对于美国的报道增加了国际大背景之下的时政分析。
“政治外交史”研究（1911—1945）。此间，关于清代中美关系的学术论著主要有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陶汇曾的《对华门户开放主义》，李祥麟的《门户开放与中国》，以及庄在心编著的《中国的门户开放问题》。内容以政治和外交为主，论述中美之间发生的主要事件，对文化方面鲜有涉及。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对美国的介绍趋向全面，评价上则褒贬均有。
此期间关于中外关系的通论为数不少，出现了蕴含浓重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外关系简史、通史。据《清史书目（1911—2011）》统计，其间至少有13部以“国耻”、“痛史”、“耻辱”为标题的著作出现。如《新编国耻小史》《国耻痛史》《外交思痛录》等。这类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中外关系著作，如果说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以“耻辱”、“痛史”为关键词，那么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则以“帝国主义”和“侵略”为关键词。比如1924年黄克谦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俞爽迷的《列强侵略中国概况》等，但关于美国的内容很少。究其原因，在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上，美国一直以来被中国政府和百姓寄予希望，被期待成为牵制和平衡其他列强的力量。尽管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代表的表现使得这一幻想彻底破灭，但是美国仍然是派出传教士最多、在华文化和教育事业最多。在列强之中租界较小的国家，故而一段时间里被排除在造成“国耻”的责任国家范围。
“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1946—1979）。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史也被列入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范畴，被浓墨重彩地描绘为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日本投降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论著有：汤良礼《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胡华《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刘大年《美国侵华史》，汪敏之《美帝侵华小史》等。对美国在华文化事业的批判随处可见，比如一些章节标题包括：“在‘慈善’的帷幕后面”、“奴化青年的教会学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等。
俯拾皆是的“侵华”与“帝国主义”等词汇，固然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但也是国人痛恨外侮的情感延续，是此前“国耻”“痛史”式历史写作的延续和深化。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国耻和痛史是表白式的叙述体，帝国主义侵华史则是革命史观指导下的建构体。受到中美交恶的现实政治影响，写作模式有僵化特点。
“文化关系史”研究（1980—2016）。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走入正轨。这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受1979年中美建交的影响。1993年，“中美关系史学会”成立，定期出版《中美关系史论丛》，刊登对中美关系各阶段和各论题的新研究。学者们愈来愈多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跨学科和区分层次研究等方法。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关于清代的数量不多，涉及文化的亦属少数。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渐多，以此为标题的专门著作也已出现。其中包括：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
进入21世纪，有两部关于中美文化关系史的通史著作面世。一是梁碧莹的《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书从1784年“皇后号”来华写至20世纪20年代，主要涉及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茶叶贸易、中美早期对彼此印象、美国传教士、华工、侨务、中国参加美国博览会、美国对华外交、门户开放政策，涉及人物有蒲安臣、徐继畲、伍廷芳、孙中山等。二是梁碧莹的《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这本书从19世纪30年代写至抗战胜利。主要涉及以下主题：传教士及其早期教育事业、留学生群体、早期西医传播、洛克菲勒基金会、教会大学、美国在华报刊业、西书翻译和出版。作者有明确的研究自觉，要为“中美关系史”补充“文化交流史”。作者指出，以往著作“主要突出政治、外交研究，涉及文化关系者较少，谈中美文化关系者，多数又倾向于某一文化关系的专题研究”（梁碧莹：《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
根据张注洪在其主编的《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所综述，至少囊括七个部分：“美国传教士与中美文化关系”、“中国留美学生与中美文化关系”、“美国在华设立学校与中美文化关系”、“美国在华报刊与中美文化关系”、“美国记者与中美文化关系”、“美国来华学者与中美文化关系”、“中国的赴美学者及美国学研究与中美文化关系”。以梁诚为例，他是清朝第四批官派留美幼童，其一生际遇都与这6年留美经历密不可分，包括被派任中国驻美领事、参与圣路易斯博览会、促成美国退还庚款、倡议建立红十字会等，这些既是外交事件，也属于两国间文化教育和社会往来。
综上所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现代化—普遍主义论—全球地域化的范式转变，而西方学术界则经历了“冲击—反应”—文化帝国主义—中国中心观—后殖民等的过程。这些范式的选择也与夏明方教授提到的外部与内部、整体与局部、东与西、学术与政治、边缘与中心、我者与他者（近似于主体与客体）、有界与无界等矛盾的对立统一问题有关。过去的百年和现今的中国始终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学术界思考的上述问题，恰是中国已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也是百年来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和实践的。怎样呈现真实历史中的复杂互动，应该是研究清代中美文化关系史需努力的方向。
责编：吕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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