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张纪中哥伦比亚大学谈中国“侠文化”

2017-04-19 09:09:05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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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洛杉矶4月18日电 导演张纪中4月16日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中国展望论坛”,就“侠文化”谈了自己的想法。以下是张纪中导演现场讲话实录。

“侠文化”,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

—— 张纪中哥伦比亚大学讲话实录

侠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独具性格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容易借助影视作品等大众传播媒介加以广泛传播的这样一种独特文化。

我们#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展望论坛#的口号是“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而侠文化正好可以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介质和载体,向世界传达我们中国人的道义和血性,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华文化中那些最深刻动人的性格特质。

文化走出去,必须要怀着敬畏之心对传统资源深入再开发,并结合世界时代潮流,给经典作品插上娱乐的翅膀,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好莱坞作品提供了一个模范蓝本,希望今后有更多我们中国人以如此成功的模式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

由于影视作品具备视听语言的特性,在文化传播上有着更大优势。通过合理的改编与精彩的演绎,每一位观众都能更容易地受到文化的浸染和滋养。

中国影视作品走向世界,首先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根基与民族特质,结合可以触及全人类情感、引发全球观众共鸣的主题,借鉴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成功经验,学习好莱坞的制片模式、叙事结构与特效技术等。

我一直都在提要让文化插上娱乐的翅膀,并不是把文化彻底娱乐化,更不是说不去关注它的精神内涵,而是希望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以更多的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影视叙事和传播。

影视是最佳的传播途径,因为影视可以用一种共通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大众的娱乐媒体是一个非常快捷有效的传播文化的载体,也可以很好地跟当下最流行的、国际上人们更加感兴趣的元素来加以结合,把我们的文化精髓在无形之中传达出去,好莱坞在这方面是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和制作模式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但这种借鉴是一种传播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借鉴,我们自身文化的独特魅力,还是应该作为影视叙事的中心点和精髓来加以传播和弘扬。

侠文化在中华文化里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最容易借助影视作品得以发扬传播的。#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 ,侠文化正好可以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介质和载体,向世界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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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侠文化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一个大题目,专家学者也未必能说得清楚。作为武侠影视剧的制作人,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侠和侠文化的问题。但我不是学者,只能就我所知和所想,作一点简单的分享。

要讨论武侠文化,首先就要说侠的概念。

“侠”字是由人和夹组成,按照汉字的组合原则,我们不难猜测这个字的意思。侠就是“夹人者”。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两旁将人限制住,实际上就是用武力限制人的人,也就是用武力干预自己或他人生活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侠或游侠这种人。也就是说,侠是一种实际的社会存在。侠的产生,大约有这么几个源头,一是远古的源头,也就是远古战士的历史遗存;二是当时社会动荡和战乱社会的产物,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有需要就有产生。三是当时社会最早流民中也会产生此类人。

司马迁说:“侠者,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又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你有厄难,他能帮助你;你陷入贫困,他能帮助你;不失信,不说谎,不怕死,而且不吹牛、不夸张他的本领,也不夸张他的品德。这就很了不起了。是吧?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专门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两篇,记载了荆轲、豫让、朱家、郭解……等一大批古代的侠士。

司马迁还根据这些侠士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影响,对侠士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如“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和“卿相之侠”,说明在汉代以前,侠士不仅活跃在民间乡野或闾巷之中,同时也活跃于王室宫廷政治舞台上。

因此,侠不仅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存在。侠的精神存在,已变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传统,变成了型塑我们民族精神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

侠的精神包含: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匡扶正义、保家卫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勇敢无畏、诚信守诺、公而忘私、奋斗牺牲、替天行道……这些是植根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流淌了几千年,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血液里的侠义情怀。

在武侠文学中,最著名的经典,是《水浒传》,《水浒传》的形成,也是有意思的:从历史上的宋江——被记录的宋江信息——被演绎的宋江故事——《水浒传》,是我们谈论中国侠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标本。

在《水浒传》中所体现的侠义精神,已经是一种复杂的价值体系。人物的形象和本领,都不是一句话或两句话能够简单概括的,及时雨宋江代表着一种精神,打虎英雄武松代表着一种精神,豹子头林冲代表着一种精神,如此等等。

武侠影视作品要避免“有武无侠”,避免娱乐性高而精神性少的现象,避免只有武功打斗而不见得有侠义精神的作品。

往往许多武侠小说的作家或武侠电影的编导,为了把故事讲得精彩好看,有时候也难免不大顾及侠的精神。

真正的大侠,其实都是带有风雅、儒雅的气质。侠客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是入世的,吃五谷杂粮,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但是在入世之余,他们又有着一种超脱尘世的隐逸和风雅,这种风雅不是许多末流的文人墨客般附庸风雅,而是对于世事沧桑有所经历有所历练之后的从容淡然。

这种风雅的过人之处,在于看透了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本质并有所选择,在于选择了自己所要坚持的“道”就不会轻易改变。

同样地,我们要坚守对侠义精神的诠释,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精髓,更是中国人血脉中一直奔涌沸腾的热血。

在我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近几年拍好还未播出的《英雄时代》中都是要表现这样一种民族精神。

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拍金庸剧,因为我喜欢金庸武侠小说里常常表现的布衣侠客,出身平民,有着一腔热血,也富有反抗精神。这样的侠客也是从这里开始,带上了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底色。

“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侠文化在金庸笔下得以升华,金庸武侠小说拓展了武侠文学的视野,将武侠人物的活动舞台扩张到民族国家的层面。金庸小说讲述武侠人物的成长、成才和成功的故事,把文化历史和武侠故事结合起来,使得武侠小说的戏剧性、思想性大大提升。

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从古到今,无论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还是广为流行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谱中始终流淌着侠与义的血液。

几乎文学与历史中所有广为人知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侠义精神,强虏压境,大宋王朝危如累卵之时,郭靖甘愿冒着牺牲自己的危险去行侠仗义,哪怕势单力薄,也一定要尽自己所能,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这种精神恰恰就是“不为自己,为国为民”的生动体现,更不用说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一百零八好汉,和无数在史册上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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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的“侠文化”和西方的“英雄主义”做个对比:

中国的“侠”更具有一种洒脱和情怀、一种精神和气脉、一种道义上的担当。

中国的武侠精神就是侠者的信念和血性。“正义”是侠义精神的核心;“血性”是侠义精神的保证。

真正的侠者,是真正的大写的人,具有高贵的人格,这种大写的高贵,将是人类的精神榜样。

美国的超级英雄电影Batman(蝙蝠侠)、Spider-Man(蜘蛛侠),不同于中国的“侠”。美国的超级英雄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从自我意识出发最终实现个人价值;而中国的侠文化则是有一种“为国为民”的精神追求,更注重道义上的担当,是一种不惜牺牲自己,也要坚守道义的情怀。

金庸塑造的人物也把中国的狭义精神和西方的价值观做了一定的融合,比如: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是把个人主义精神和侠义精神相结合;《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把自由主义精神和侠义精神的结合;在《天龙八部》中,塑造了段誉、萧峰、虚竹这三位敢于挑战和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武侠人物,这样的人物成了人类的精神的代表,也成了人类自我拯救、光明和希望的伟大象征;《飞狐外传》中的胡斐表达了一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坚定信念;《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彻底颠覆武侠文化世界,更加真实。

一定意义上说,武侠片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意义,不亚于西部片对于经典好莱坞的意义。武侠片是深受西方观众欢迎的中国影视题材,也是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特色的影视类型。

武侠梦,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舍弃的英雄梦想,它暗藏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当中。

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谱中始终流淌着侠与义的血液。

侠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应当成为全世界的文化宝藏,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践行。

我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武侠文化,我也期待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文化,能够真正得以传承发展,让中国的年轻人、让世界的年轻人都看到这种充满活力也充满正义的文化,让中国的超级英雄走上世界大银幕。

中国影视走向世界,需要我们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我们的影视素养,更需要我们的专业和专注,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具有普世价值、充满正能量、打动灵魂并反映民族精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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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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